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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初立鹏弟兄的见证
第六章 在德林哈继续劳改
五次输血
回想起来，我给人输过五次血。第一次是给林妈妈。第二次是为夏姊妹。第三次，是我在德林哈总厂的医院里。医院很大，我去看望一个生病的犯人，碰见赵小敏姊妹，她的弟兄叫张志广，他的小孩在医院里住院，要输血。我当时不认识他们。当时张志广可能也在改造，姊妹没改造。说是要Ｂ型血，我说我是Ｂ型血。就这样给他们的孩子输血了。
第四次，我们队里的一个职工，是改造处的木工，他最小的孩子有病，在单位里找谁有Ｂ型血，我说我有，就到总厂给他输了。
第五次，是1975年夏天，我刑满出来，队里的一个管教干事的妻子要生小孩，大出血，止不住，也是我输的。她是B型血，再找不到血了，在职工中问谁是B型血，我说我是。给她输了400CC，到总厂输，输完我就回来了。（我几次输血，除了给夏姊妹时，她姨姨给准备牛奶外，我从来没有休息过，第二天照样上班。）
第二天，我怕热，爱洗澡，外面有水渠，灌溉田，我跳下去洗澡。那时，董队长路过，说：“初立鹏，你不要命啦！刚输完血就洗凉水澡。”那天，队里宰一头自养的豬，不很大，给我一半，另一半给干部伙房。给我一半是给我补身子，我请同事们一起吃，还有张建国老弟兄，在一个职工家属的家，买了麵条，这半头豬一顿吃了打卤麵（開玩笑－編註）。那个时候，吃什么都好！
吃苹果的故事
我在伙房期间，大队里共四个中队，有四个伙房。东西统一买，回来四个伙房分。每次买东西，都是由管理干部带我到镇上採购，转天由我和队长坐马车去镇上提货，回来分给各中队伙房。
有一天，我餵豬的时候，木工房的人出来看见我，他们刚到市里买了苹果，就说：“来，给你个苹果吃。”那时候都不洗，餵豬的手拿着就吃了，只剩下一个蒂，连核都吃了。到现在还不削皮，洗洗就吃了。
糊辣汤的事
有一次放电影，晚上冷，各中队分坐。放电影的人在伙房里头往外放，外头掛银幕，犯人端小板櫈坐在那里。我们在伙房用大锅熬一锅糊辣汤，麵糊糊加辣椒，放一点菜，有盐。散电影的时候，各个组拿桶来打，吃了暖和，免得感冒。别的队没这么做的。感谢主！
看管水渠受伤
在德林哈，我在伙房里干了十多年。以后，因为我身体好，把我调到小组里，出零工，由干部带出去单干，不用去大田出工。
我干过放水的活。麦苗出来要浇灌，地很多，一个人管两条毛渠。因为我身体好，总是上夜班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干活。有一次放水时，我夹着铁铣，朝前跳渠时（本来有灯，我晚上从来不用灯，别人都拿着灯工作），摔倒了。结果下嘴唇被刺透，血管破了，出血不止。其他放水的人看我这样子，就把我的渠道封掉。他们把我送到养马圈，一个马槽空着，里头有些麦草，让我躺在那里。我按着伤口，自己祷告，一直按着。天亮时，快八点钟，干部来了，把我带回去，送到也是在改造的一个上海江南製造厂的老大夫那里。不打麻药，给我缝针。缝的时候，我昏过去了。
干部批准我休息一个月，给我吃病号饭。有一次开帐买梨，内地出的梨，我买了两斤，其实缺血吃梨並不好。那时只要有得吃就好，两斤梨，梨皮梨核都吃了，光剩梨把把。凡事都有主的美意，要我安静主前，祷告省查自己。
修鞋
过了一个月，我好了一点。在德林哈，二队一个伙房组长和我很要好，他把过去公家发的一双鞋给我。鞋挺好的，只是面子破了。我开帐去买了一块绿色的帆布，自己绞，做了一个面儿。以后我刑满出去，就穿这双鞋回家。
放水灌地
我放水的时候，同伴不光是我们组的，还有别的组的。另外有个总负责的组长，他管分水，分给十几个人。我不懂，别人晚上睡觉，把自己放的渠道堵一堵，进水慢，就可以睡觉，知道一块地多长时间才能放满。我渠道的水到了夜里十一、二点，怎么这么大呀——他们那里水小了，我这里水就大了，我不懂啊。我拼命地忙。两道渠，一会儿这条满了，一会儿那条又满了。我穿着短裤，光着脚，忙得满头大汗。害怕水满了，把庄稼冲了。一晚上，两条主渠都快放到头了，其他人那里放得不多。我一向不懂取巧，总是这样子。
有一天早上，指导员来得早，检查工作，我说：“这两条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看，我这主渠快放到头了，他们才放到那里。”指导员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说你不晓得劳改队的一些情况。以后我才慢慢知道了。
上面这些干部对我很好，照顾我。我改造时，家里也挺苦的，很困难，吃不饱。那时去邮局寄东西，要自己备木箱。威英的大弟钉了个木箱，寄来袋装奶粉。有一次，有一包喝咖啡用的方块糖。有时寄罐头，扁盒的火腿罐头，这是上好的。这个罐头，我不肯自己吃。和我挨着守渠道的是个上海人，我对他说：“我家里寄的罐头还没吃。明天放水时，咱俩一块吃。”打开来，两个人吃了。
放水一直到麦收。麦收完了，还有冬灌。冬天来时，要浇一遍地。德林哈九月中旬就下雪了。水一直要放到十月二十几号，到结冰的时候。我夜班有时穿着短裤，脱了衣服。早上天快亮了，回去前，到了大干渠，我就凿开冰，洗个冷水澡。洗完了很暖和，披上衣服，穿个短裤就回去了。发的棉裤，我从来不穿，都给那些放水的，他们放水弄湿了，就给他们穿。
主保守，没有死
想一想，要不是主的保守，我就回不来看大家了。仗着过去带着弟弟离开家，事先神安排了一个锻炼的机会，主保守，没有死。我看别人的见证，说改造怎么苦，犯人欺负犯人。咱们带头干活，干部就高看你，对别的组长也是客客气气的。威英还给我寄过一盒打针的针药B12，我把它送到医务室，给病人用了。
我们信主的弟兄出来都知道，神的儿女没有一个死在监狱里的——就我们所知道、所认识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吃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过年时，在格尔木，每人发一碗馅儿，麵是和好的，每人一份，过春节休息几天，别人都郑重其事地把洗臉盆翻过来当麵板，玻璃瓶子当擀麵杖，有的两、三人伙起来做饭。我自己包了10个大饺子，用脸盆煮煮吃了，就休息了。
后来，我了解到在德林哈为什么把我调出伙房。干部过中秋节，伙房给做月饼，他们拿来麵粉、油和糖，但不够量。麵案上有个年纪大的犯人讲：咱们把犯人的糖拿一点来，油也多用一点，干部拿３斤麵，咱们再加上３斤。干部心里都知道这些。干部到菜窖拿菜，带个袋子，让装５斤土豆、圆白菜，起码给装半袋子。所以，没有一个干部是乾净的。犯人知道，干部不能得罪，得讨好他们，多给一些。这些我就不讲了。我不会多拿东西送到干部家里。所以，在德林哈，一个指导员把我叫到家里，说：“初立鹏，你劳动很好，伙房搞得很好，所以把你调到地里去。现在放水中断，冬天没有事了，原来放水干零活的，也在大田里参加麦收劳动，脱粒。”
挨斗
在伙房工作的时候，麦收脱粒时，我往地里送饭。生产队长告诉我：“初立鹏，你每天来送饭，馒头筐子、菜桶空出来后，有落在场上的麦子，你就装一点回去，可以餵猪。”我心里有数，生产队长愿意大家吃饱一点，好搞生产。实际上，那些麦子弄乾净后，磨成粉，就加在犯人的饭食里了。
因干部之间有矛盾，另一个队长知道这事了；也可能是犯人检举，汇报我捡地上粮食。这个队长就让各小组组长开我的会。他事先告诉我，从今天起，晚饭之后，到第几组去，作检查。检查得站着，没有人打我，大家表面上批评我盗窃国家粮食。这我不能不承认啊。
天天吃完晚饭，我就去站着挨批。开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下着雨，正在开会批我，管教干部进伙房来喊：“初立鹏。过来！”我得听干部的话，就走了。他们干部内部有矛盾，这个队长在这里开我的会，还想给我加刑。当时我不知道这事。他问：“谁指使你的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人指使，我自己做的。”我不会讲某某干部让我带回去餵豬的。从管教干部叫我的这一天起，就不再开会鬬我了。
有一次我送午饭去地里，那位批斗我的干部在半路上叫我，我把人力车停下，说：“王队长。”他说：“你等一下。你知道盗窃国家粮食这个罪名的厉害吗？要是给你加刑，起码得判三到五年。”我说：“是，是。”他又说：“谁指使你的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人指使。我看到场上落的麦子，拿点回去餵豬。”他在那里，教育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。以后，他想给我买好，我也知道。
这是主的恩典和保守。人在改造中，才知道怎么做人。作为基督徒，不能得罪神。“盗窃粮食”是干部指使我做的，主知道。大家得吃饱，他爱世人，我就这么想。
养豬
在德林哈，我们养豬，从400头养到2400多头。公豬配母豬，三个月就生小豬，繁殖得很快。
我以前没养过豬，但是我喜欢这些小豬，很有感情。生小豬时，负责母猪的犯人知道哪一个要生了，就睡在母猪旁照顾它，怕母豬压死小豬，一次生十几个。小豬吃奶，一个月后断奶。隔栏养架子豬，有两个月的，三个月的，四、五个月的，一批一批的。我负责餵200多头刚断奶的小豬。本来组长可以不餵豬，只搞管理就可以了，但我觉得带头干活很好玩。
我们把大桶豬食舀到槽里，小豬都抢着吃。有两个小豬，身上带黑白花的，体弱抢不上槽，很可怜。我就弄一个槽，摆在圈外，把这两个抱出去，单独餵它们。它们很聪明，抱一次就知道了。下一次餵食时，它不去抢了，就等着。其实，剩到最后的豬食有粮食麦子，给两个豬吃，吃完了再抱回去。抱着小豬，给它挠挠，很舒服，它不反抗，象小孩子一样。
干部家属的孩子，经常到豬圈里来玩。四、五个孩子叫着：“初伯伯，你抱小花给我们看。”我就抱给他们看，大一点的孩子，就让他抱抱，小豬老老实实的。所以，人不如猪，豬有感情。哪一头豬病了，吃食不好，用肛表给它量体温，或者隔离、打针，或给猪开刀做手术，都是一个兽医干部教我的。他叫祁瑜，后来夫妻俩来天津，在我家住了五天，我传福音给他，至今仍有来往。
还有一个看药房的老医生，叫张炳藩，有中药、兽医的药，还有药棉、纱布。人很好，岁数很大，被判了四、五年。我喜欢老人，和他很亲近。他病了，我就替他打饭。他吃干部厨房的饭。我帮他洗洗擦擦。他儿子来看他，都很好。他那里有丝瓜瓤子，可以用来洗澡。我问他：“大爷，丝瓜瓤子可以给我两个吗？”他说：“好。你多拿两个去。”有一次他病了住院，我又护理他。后来，他回到家里，给我来信。我给他传福音，他说好。感谢主！愿主得着他。
宋润生
在德林哈，有个宋润生，只有一条腿。他从三大队到我们一大队来，还没刑满，劳动特别好。他在我们组里，管粉碎机，粉碎豌豆、麦子、麦草等猪食。他刚调来时，和我同屋住，他告诉我：“我在三大队，有个叫蓝志一的，是伙房组长。犯人打他的脸，他就向人笑笑。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”我说：“他是我们教会的负责弟兄。”我就给他传福音。慢慢的，他就得救了。本来他抽烟，后来就不抽了。就这样，主拣选了他。
宋润生回家后，我们一直有信件来往、交通，直到他归主。他妻子和他离婚了，有一个女儿，也结婚了。他家在青岛的一个郊县，探亲要坐车乘船。他回来后，我们还在一起。
我刑满回天津探亲时，他已从豬圈出来看库房了。他买了肉，包饺子，做给我吃，送我走。我回家需要多带点钱，包括来回的路费。那时，请假照样发工资。他的钱存在一个黄干事那里。我说，借我100块吧，他就给我准备。这个黄干事人很好，我的照片、夏姊妹的照片，他用框子框上，掛在家里。愿主得着他们。
宋润生信主了，信得很好。以后，他也回家了，工资比我少一点。他的老母亲八十多岁故去了，没有见到，房子什么的都叫表兄佔用了。公社对他很好，户口给上了，还给他房子，有个院子，可以种点菜。他和我一直都有信来往。我有什么主的书啊、材料、见证的，就寄给他。有一次，两个姊妹去看他，见他一个人，自己读圣经、祷告。他的生命很有长进。
张建国
1973年，张建国弟兄从别的队调到我们队来。一个大队有四个中队，都在一个大院里。有个图书馆，供四个中队用。他负责写黑板报，人老了，身体不好。几个队的犯人都在一个大院里互相串来串去。我们队的一个犯人告诉他，我们那里有个基督徒，在哪个组，原来在生化药厂。张建国弟兄知道生化药厂。
礼拜天休息，他到我这里来，问：“这里有个初组长吗?”我正对门坐着，说：“我就是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你的弟兄……咱们找个地方坐吧，晒晒太阳。感谢主！这些年来，我就盼望有个弟兄在一起。没想到，我在写黑板报，得知有个从生化药厂来的，我知道生化药厂里的都是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就见面了。”
感谢主！那时我刚调到这个中队，没有在伙房里。他说：“弟兄，我饭量小，老了，我有多余的馍馍，每个礼拜六你到图书馆来，我把它们给你。礼拜天是好天气，咱们在大院里晒太阳，一起好好祷告。”就这样，我们两人在一起了。每次他给我几个馒头，供应我。那时，社会上都吃不饱，连干部也饿得走不动，有钱买不到东西。他祷告了很多年，求主预备一个弟兄。
张建国弟兄是教师，在国外待过，英文很好。在德林哈，管教把基督徒一个一个地分开，弟兄姊妹都分散了。由于抓进来时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结果，反把我们调到一处了。礼拜天休息时，我俩在院子角落里一同唱诗、祷告、交通，满了主的同在和喜乐。他人很好，干部、犯人都喜欢他。文革时期，各组的组长、积极分子都被招来，开他的会。老弟兄站着不能抬头。打他，他就祷告。每天晚上斗他，他始终说信耶稣。以后干部不让斗他了。问他还信耶稣吗，他说：“我信，我信。”没有改变。
因神的保护，干部对他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不要到地里劳动了。你就在监房里写黑板报吧。”他的毛笔字非常好。以后总厂、队里有什么庆祝的横幅，都叫他写。德林哈只有一个中学，让他去给英文老师上课。刑满了，他回家探亲，妻子不接待，因为丈夫信主，她受了许多的迫害。但儿子接待他。老弟兄人很好，我还有他的照片。有一次，他从家里到武汉去，半路上心脏病发作，被主接走了。我很怀念这位爱主的老弟兄。
主的保守
因着主作工，我把几十头豬养到2400头。队里养豬的名声传遍了当地的养豬户，很多人都来参观取经。政府拨款盖新豬舍，奖励了一台带斗的小拖拉机餵豬。开大会时，有的表扬，有的记功。给我两次大会记功。有一位叫董培堂的指导员中队长，对我很好，批了我的探亲假；当然，是和别的干部商量过的。组里人员三年都没准假。我什么也不是，乃是神奇妙的恩典。
主事先预备，让我吃苦锻炼。在劳改队时，麦收完了，土地有高有低，要平整。我是组长，带头干。我想着锻炼自己。以后在大田里头，抬筐时我抬后面，多担一点。苦，不怕，是锻炼的机会。开始很疼，肩膀都压肿了，以后就不疼了。夏天我自己做一双凉鞋，布鞋胶底，缝上几根带子。以后，就不穿这个了，赤脚走土路沙地。到以后，踩着麦茬子，都不怕扎。夏天我怕热，夏姊妹给我做了两条三角裤，我就穿着它，又穿个白大褂，也是家里给的，在伙房里跑来跑去。因为主的保守，没有人欺负我。
取货
在德林哈伙房期间，大队里有一位管伙房的干部，当伙房需要买油、麵、副食、佐料时，他总是带着我去。到店里买什么都定好了，过两天用马车去拉。拉的时候，这个干部不去，叫我和赶马车的、还有帮忙搬东西的另外两个人去，到百货店或副食店取货。
中午吃饭，马也需要休息。他们就在桥下的河边停车饮马。河水很大，能浇田地，也可以喝。他们两人到饭馆，用现钞吃饭。其实，这是违犯监规的。劳改队的犯人不让带钞票，钱由干部保管着。但他们拿公家的东西跟少数民族换钱。我遵守监规，每月发的钱记在账上。家里偶尔寄点钱来，也交给干部存在一个本上，因为犯人不许有现金。我从伙房带来三、四个馒头，躺在河床上吃，喝一点河水，休息，等他们回来。不论何时何地，主与我同在，心里祷告，满了喜乐平安。
政府的规定，咱不违犯。干部有时有什么事，或者哪个人有什么事，或者我自己有什么事，就让我去办。有一次，家里来信，问我能不能照个照片？干部知道了，让我去照相，寄回家。别的犯人知道了，说：“他能照相，我们不能吗？”以后，干部也批了两、三个人去照相。
在劳改营里，我並不觉得不自由。该劳动就劳动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他们把伙房交给我，干部知道我不偷东西。我管理餵猪时，同宿舍有个藏民很有学问，给我们烧火。冬天在外面有磨好的给豬吃的小麦，他拿着筛子在筛细麵，是人可以吃的。不是他要这麵，而是给认识的藏民吃。我看到了，他很不好意思。我没有说话，跟谁也没有讲。我没问他筛干麵什么。这个藏民特别好，是个知识分子，是藏民中的“阿卡”（音）。我给他传了福音。
我们一起的有个老早出来的医生，姓金名相瑞，和我很好。他看了夏姊妹的相片说，这个人好像在上海哪里碰见过。我不清楚他是否得救了。关于耶稣的事，他都知道，他说他信。他回上海后，还通过信，后来就故去了。当时，他回上海探亲，托藏民给他找一个大的麝香。麝香特别贵，藏民给他找来，他有时得写信给他们，就托这个藏民知识分子用藏文替他写封信。他说，每次带一个麝香，来回的路费都有了。我与藏民相处得很好。按理说，我管理豬圈，他拿公家餵豬的粮食是不对的，但我不讲。凡事仰望交托主，求主怜悯我，带领我。
在那里的，有人出来，结婚了。也有人出来以后，带着在上海的妻子、孩子，又回到德林哈，住着用土胚砌的圆顶房子。
有一个大夫，叫胡传高，有三个孩子，全家都到德林哈了。他每月统记豬报表。他的妻子腿有毛病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因为吃水要到井里打，他外出时就托付我，说孩子小，让我帮忙每两天挑一缸水，我说好。有时他回来，就请要好的职工一起吃个饭，到他家里坐坐。
二十年来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我总要将耶稣救主的福音传给人。犯人、干部、职工多有被主拣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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