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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初立鹏弟兄的见证
第一章 早年
父亲和母亲
1926阴历11月25日，我出生在烟台福山县的一个村子里。我家兄弟三个，我是老大，比大弟大5岁，比小弟大7岁。
奶奶共生了四个孩子。爸爸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弟弟。在我6、7岁时，爸爸在日本开了个商号，卖棉布。我单独跟爸爸在日本，妈妈则在中国。平时，爸爸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。爷爷故去时，爸爸带我回老家，给爷爷办葬礼。奶奶故去时，爸爸又带我回老家一次。我在日本上的小学，是个华侨学校，好多学生都讲日语。后来，妈妈也去了日本。弟弟和婶婶也去过。
爸爸在日本生意越做越大，置了三处房产，又在青岛买了块地，还办了个小纺织厂。后来，又在大连买了两栋楼，还有50亩苹果园。关於他的产业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。
爸爸三兄弟都有姨太太。我的二叔吃鸦片，不务正业。三叔跟他在日本做买卖。三叔回国时，娶了个姨太太带回日本。爸爸在大连也娶了个姨太太。二叔的姨太太一直跟着他。三叔和爸爸的姨太太先后拐了一笔钱跑了。
妈妈信主，非常贤惠，心地善良，她住在老家烟台。海边有个礼拜堂，她常去作礼拜。有时她回来讲，那里是多么好。
爸爸在青岛、大连都有分号，经常坐飞机到这两个城市。姨太太走后，爸爸想到妈妈了，要妈妈从烟台到青岛来。妈妈带着小弟来到青岛，只带了两个包。妈妈的意思是：且来看一看，对我好，就住下去；对我不好，还回烟台。
那时，我大弟在青岛，跟着叔叔的姨太太住。妈妈来到青岛后，爸爸有时生气，打妈妈。我正上中学，认为有钱人没有一个是好的。爸爸对妈妈不好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但我不惹爸爸生气，也不说什么。
妈妈病了，住在医院里。后来出院回家，躺在地铺上，对我讲：“你啊，要把两个弟弟带好……别打小弟！小弟不听话。”我说：“是。”妈妈睡了一觉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刚才去的那个地方真好！”又劝我好好带两个弟弟，说完这话，就走了。她被安葬在青岛万国公墓里。当时，我上高二，哭得天昏地暗。弟弟都小，不太懂事。
听福音
我在青岛礼贤中学上初中时，还没有清楚得救。我的学校旁边有所尚德小学，是家教会学校。初中三年级时，王明道先生到尚德小学进行几天的佈道，传福音。我因为住校，到尚德小学很方便。王明道先生在传福音时所讲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有人骂人说：你狼心狗肺！谁听了这句话都要生气的，怎么骂我狼心狗肺！但是，别人要是骂我这句话，我要向他鞠躬说：‘不敢当呀，我不敢当’！”哎呀，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。他说：
“如果在草原上遇到一只狼，我们会防备它，知道它要咬人，要害人。我们人却不是这样。你觉着他和你很好，但是他的内心我们不知道，他会想着谋害你。”
我在高中时，每个中学都有两个日本老师教日语。其中一个叫山村好美，是个牧师，人特别好。青岛有个不大的日本礼拜堂，他让我去作礼拜。另有个德国老师，也是个牧师，我们与他相处得很好。青岛江苏路有个德国礼拜堂，我也去过。高中时，礼贤中学分科了，有普通科、土木工程科、德文科，我学德文科。
我的父亲故去前信主了，继母也在父亲故去后信主。
受浸
我初中读三年，高中读三年。日本投降那年（1945），我考上北大。当时，北大在沙滩红楼。念了不到一年，西南联大回京，重新分配，我又到清华，读了四年。我在北大、清华读书期间，都在宽街聚会（即基督教聚會處）。
那是1946年，日本投降前后。感谢主！我在北京宽街受洗。当时是閻迦勒、房爱光伯父带领聚会。关于受洗的道理，我都听过了。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：“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”。受洗是对世界，对撒但魔鬼的宣告，也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宣告：我不属於这个世界，这个团体，而是属神！我们那时上学都要戴校徽，受洗后就不戴了。
我带两个弟弟去聚会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弟兄们找他们谈话，觉得可以了，他们也受洗了。
林哥哥一家
在日本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同伴叫林仁和，和我同岁，非常要好。他的爸爸妈妈是福建人，他下面有两个妹妹，都是在日本出生的。他在日本念到小学毕业。林哥哥家境不如我家好，林爸爸做日本和服料子的生意，林妈妈在家里缝纫，加工木屐带子。那时候，爸爸家里样品布料很多，我就拿去给林家哥哥妹妹做衣服。
我在日本上学时，每礼拜在他们家睡四、五个晚上，放学一起走。在家里，爸爸不管我，吃不吃饭也不知道，林哥哥到我那里，和我同屋睡两个晚上，到店里吃饭。林爸爸从大阪到神户做买卖，买回来芝麻烧饼，摆在我铺位上给我吃。我和哥哥睡楼下榻榻米，林爸爸妈妈则睡楼上。所以，我从小养成了吃夜宵的习惯。
在日本上小学时，我只挨过爸爸一次打。此外，爸爸从没打过我，对我挺好的。
后来，林哥哥在青岛上初中一年级，我们两人同住一个屋子。我爸爸供养他，不让他付钱。林哥哥告诉我：他是老大，爸爸妈妈年纪大了，还有两个妹妹，得找工作了。他打算回日本。那时，他们一家人在日本很困难。小孩子有感情，不舍得。当年我回中国时，临行前叔叔把一个金壳手錶给我了。
我就把它送给林哥哥作纪念，两人哭着分开了。
后来，林哥哥从日本回到天津，在唐爸爸开的一个染织厂做事，有了收入，在北京东单北总胡同22号买了个小房子，一面有一间，另一面有三间。唐爸爸、唐妈妈在日本就和我爸爸认识。那时，我已上清华了。
有一天，哥哥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的爸爸、妈妈、妹妹都回中国来了，又告诉我北总部胡同这个地址，让我去看看。我就高高兴兴地骑车回家了。他们在日本的房子，被美国飞机扔的炸弹烧光了。他们坐船到天津。林哥哥在天津，给全家从里到外买了新衣服，连冬天的大衣都买了，给小妹买了件带皮毛的，给大妹买了件黑色带毛的。我在林家住，林爸爸、林妈妈对我非常好。
林爸爸一家回到中国，不熟悉中国，中国话也说不好。林哥哥在天津工作，有时回来看看，整个家都是我在管着。林哥哥的好多同事，我都见过。有人来向其大妹提亲，林哥哥说：“哎呀！她和我的弟弟（初立鹏）订婚了。”我俩是青梅竹马。他们到天津后，我带她去清华参观。清华的同学和弟兄们，有的还以为她是我的亲妹妹呢。
林妈妈一家在福建时就信主了，是美以美会的，林哥哥、大妹、小妹都信主。林哥哥现在还活着，在日本横滨，已入了日本籍。小妹夫是广东人，曾在横滨中华基督教会任长老。小妹夫的一个大姐在天津，在1984年或85年，约了兄弟姐妹同来天津见面团聚。小妹还到我们家来聚过一次会。在我家吃的饺子都是我包的，小妹夫说真好吃。回日本不久，他就故去了。感谢主！小妹还挂着我，这些年，信件、电话都没断过。
订婚和出走
大学二年级暑假，我回家探亲，林哥哥让我带着大妹到我爸爸那里订婚。尽管哥哥跟别人讲我们已经订婚了，对大妹和我卻都没有讲过。我们两人坐船到了青岛，回到家里，住了约有十多天，爸爸和继母都非常高兴。
有一天，我带大妹到鲁迅公园、海滨浴场去玩，回到家里，看到爸爸打小弟，小弟在哭，大弟也在那里。我就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别打他了！”当时爸爸喝醉了，说：“你们三个大了，还想来管我！” 於是找了一根棒子，打我们三个。我们三个跑到一楼厨房，从后门跑到海滨浴场的一个亭子下，抱头大哭。
小弟说：“大哥，你带我们走吧！我们跟你去要饭都愿意！”我说：“要饭倒不会，不过要受苦。”有个基督教聚会处的孙弟兄在我爸爸家后面住，过去不认识的，这时，他跑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你小弟经常挨打大哭。”他拿出十美元交给我，说这是主的钱。我感谢着领受了。
我对弟弟讲，我的自行车还在家里。我叫两个弟弟从厨房的后门进去，把车子拿出来。然后，找谁呢？青岛有个聋哑学校，是夫妻两人办的，男的叫李铁英校长。我上中学时，放假从烟台到青岛，在汽车上认识了他，当时他去青岛，要租房住，我说：“我家有房子，到我家里来住吧。”就这样，我认他作大哥，他的妻子认我妈妈作干妈，已经有好几年了。所以，我们就投奔他去了。
那时，我的两个叔叔都在烟台。聋哑学校正放暑假，不开课。晚上，我们把课桌并起来，睡在上面。大妹和我们一起，都住在那里。隔了一天，我爸爸告我们三个，说儿子打爸爸，於是把我们传到市南分局去了。其实，这是别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就是给我爸爸介绍继母的人。这人不好，但当时我並不知道这事。
青岛地方不大，家附近的清华同学大都知道此事。我在青岛六年，老师们对我印象很好，教务主任都要把侄女介绍给我。但分局传训，我们就得去啊。那是一个关临时犯人的牢房，我们三个在里面抱头痛哭。等了几个小时后，就提审我。他们不问弟弟们。我是老大，就把情况讲了。当时，我的同学和中学老师都等在外头。提审过了，没有事，就把我们放了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班房。
我们出来后，又住在李铁英聋哑学校。从离家那天起，每天天黑后，我自己骑车回家，在楼下，从外边扒着窗户往里看。爸爸那里点着灯，他看不见我。我每天去看他，流泪，想他们。
我们从分局出来后，爸爸过去在日本的同事，一位姓赵的叔叔（他有一个织袜厂），知道这事。他和刘大爷带着我们三个去给爸爸认错，爸爸不原谅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刘大爷是我爸爸的上司，中华书局经理，与我爸爸很有交情。我上中学时，刘大爷为两个女儿，都托人来提亲，要我挑一个。妈妈也盼望我早点结婚，但这些我都不知道。
我们只好走了。过了几天，别人告诉我，青岛《申报》登出声明：“初伯平与子立鹏、立峰、立亭，因三子不服管教，脱离父子关系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给我爸爸介绍婚姻的那个姓吕的，与我爸爸一起起草的。
我还是天天晚上回去，远远地看他们。一天晚上，在灯光下，我看见继母站在那里，爸爸坐着，桌上有菜，在喝酒。我听见爸爸说：“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？”这时，我的眼淚掉了下来。
多年后说起这事，我的妻子威英说：“你那时跑进去对爸爸说：‘爸爸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不对’，不就好了吗？” 我的肉体很刚硬，这是爸爸的遗传。我虽然流淚想他，卻不进去。我有个个性：宁肯吃苦，不能受气——其实，这是不好的。我骑车哭着离开了。
青岛有份小报，忘了叫什么名字了。第二天，小报以题目“继母入门，父离子散”，写了这些经过，说我是礼贤中学毕业，后来到北京上大学，回来探亲如何如何。不知道是谁提供的材料，写的都是实际情况，很详细。当时，青岛只有《申报》和这份小报。这份报纸本来我还留着，被捕后就不知去向了。
林哥哥不是说让我和大妹回青岛订婚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大哥说：“你们订婚吧！我给你们主持。”他拿钱在饭馆办了两桌酒席，请我学校的一个地理老师兼教务主任孙伯伯参加，作证婚人。
后来，我们带上自行车，坐船离开了青岛。以前和爸爸在日本做生意的唐爸爸有个弟弟，叫唐阴侯，住在天津。我们到天津码头下来，就落脚在他家里。我上大学期间，有时到天津来，也住在他家里。我和弟弟，还有大妹，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。唐叔叔让他的妻子（姨太太）找衣服给我。然后，我们从天津坐火车回到北京。
大妹回日本
到了北京，我们都住在林家。林妈妈很好，我大弟有一次感冒发烧，日本医院的大夫到家里来打针。很多年前，林家小妹还来信问大弟怎么样了，又寄钱给我，要我转给大弟。我很感激。所以，我这一辈子，有不少的爸爸妈妈。
文革期间，唐爸爸不知道我改造了，找不到我。后来唐爸爸故去了，唐妈妈还在，我去看她。我们都从心里感激人家。以前到他们家，他们接济我，帮弟弟交学费，还有住宿费，感谢主，不能忘记这些事情。唐妈妈告诉我，唐爸爸很想我，文革期间他也遭到难处，在家里拍着大柜呼叫：“立鹏啊，你在哪里啊？”唐妈妈故去后，唐弟弟还在那里，信主了，他的妻子是党员，现在也愿意信主，对我们非常好。
当时，我和弟弟来到北京，林妈妈和林哥哥都不拿我们当外人，象一家人一样。不久，林家两妹妹被国民党视为日本人，要遣送回日本，都没来得及告诉我。林妈妈生病，我给她输了血，照顾她，也写信告诉在日本的大妹，说：“大妹，你放心吧！在你们没有和爸爸妈妈相见之前，我会在身边照顾他们。”那时，林哥哥在天津上班，林妈妈出院后，把那个小院卖掉了，租房子住。以后又搬家，煤球什么的都是我去拉。我自己的妈妈走了，拿主的话说，谁是我的父母兄弟，凡遵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。他们都信主，从小拿我当自己的孩子。
儿子的地位
我当年离开家，宁肯吃苦，不肯受气——这是老我。最近几年，我才知道对不起爸爸，没有站对儿子的地位。我虽然没有向爸爸发脾气，但是不会做人。我应当说：“爸爸，你别生气。你去坐着休息，我来管他。”把小弟带走，小打一顿，不就好了吗？
现在，我在主面前认罪。当时，我要是那样和爸爸讲，爸爸高兴，也不会落到后来的样子了。以后解放了，爸爸从国外回来，经昆明转到天津，住在唐叔叔家里。唐叔叔告诉我：“你爸爸几次想去北京，但你继母不让。”后来他们回到青岛，爸爸病危，打来两封加急电报，要我速归。可我还得预备路费啊！我回家后，继母没有问我回去有没有钱，我也没有对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回去需要路费。”爸爸的呢子大衣和几件西服给了我。爸爸的牙缸特别好看，还有刮鬚刀，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拿这些作纪念。”
最近几年，我常想妻子威英跟我讲的话：当你趴在窗外看见爸爸在屋里说“他们三个真走了吗？到哪里去了？”他想你们，那时你跑进去就好了。她说得对啊！但这事已经过去，后悔也晚了。当初，我要是在主里站对儿子的地位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是说谁对、谁不对。弟兄姊妹间也是，就是我们完全有理，也要站对地位啊！
两个弟弟
离家以后，我带着两个弟弟。在人看来，我们得吃苦了。清华的弟兄黄歌山和孙凯都知道我们的事情。我不在清华入伙食了。小弟和我一个床铺睡，大弟住校。清华的弟兄只要进城，就告诉我：“初弟兄，我今天进城，午饭、晚饭不回来吃。”我弟弟就补他的空位。
林妈妈有个米饭锅，不很大，我把米和菜准备好了，连饭带菜一锅做好，就这么吃。那时，清华没有锅炉房，水房里有十几口并排的大锅在烧水，门口很宽，我就在门边做饭。进城时，就在林妈妈家吃。过年过节，林妈妈都要我和弟弟到家里去。有时候，我和弟弟过节留在学校里。弟弟小，八月十五，我就买个月饼给他们。我把我的衣服给弟弟们穿——他们还都是孩子啊！
林妈妈一心一意看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不愿意她牵挂。我到烟台去，把妈妈的两件皮袄拿来，给林爸爸一件，林妈妈一件，虽然是女式的，他们都能穿，非常好。林爸爸、林妈妈不太会讲中国话，但会说福建话和日本话。我带着林爸爸、林妈妈去看病。林哥哥在天津供职，有时回北京，但多半都在天津。等於这就是我的家，一切事情都由我料理。
说起林妈妈，我很想念她。有时，我在家里住，林妈妈早晨到市场去买菜，我就陪着她，帮她提菜篮。经过卖油饼的摊子，她拿我当孩子，买油饼给我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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