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架窄路

  ——大陆试炼烈火的亮光与见证
在死亡边缘迎接新的苦难

  逼迫患难中一姊妹的服事

  1961年初,天寒地冻。为了使饥寒交迫中劳动的人少死几个(死了人是要上报的,改造单位死人,总不是一件好事,社会影响尤其不好),领导干部决定每天半夜12点由大夥房送一大桶米汤到寝室,每人一勺,暖暖身。有一天晚上,当米汤抬来时,邻铺的人吃不下,不料第二天早晨,就发现他死了。这样我邻铺就换了另外一个人,不久此人又死了。短短几个月一连死了三个人,我自己也十分虚弱:三十多岁的人,身高178公分(5英尺10英寸),只有90斤(约99英磅),走路都要用拐杖了。

  有一位姊妹(我们叫她素贞阿姨,是浙江农村妇女)曾在上海我亲戚家帮佣,单纯而有爱心,又健壮,又有胆量,在国内说起来是“贫农成份”(注:是共产党认为最可靠的群众)。那年刚入暑,在社会上几乎无人愿意到耻辱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劳改犯的时候,感谢主!她却乐意替我家人把大家拚凑起来的食物,背到路途崎岖、遥远、荒凉、野兽常出没的半原始森林来看望我,救我一命。这件事使我深受启发,感到主内姊妹们在基督身体里有极为珍贵的一份服事圣徒。圣经里有许多例子:旧约里,接待以利亚的是一位寡妇;接待以利沙的是书念的贵妇;供应主耶稣和门徒需要的也是姊妹们(路8:1-3);接待、伺候主的是马大和马利亚;“接待远人,洗圣徒的脚,救济遭难的人”(提前5:10),也是姊妹。记得某地一位主仆去劳改,妻离子散,处境极艰难。有一青年姊妹以他(主内)女儿的身份去劳改营看望他、接济他,后来传为佳话。那位给我们寄包裹的董阿姨,去劳改营看望陈弟兄的邱医生,都是可敬可爱的姊妹。当然,弟兄们也有责任和福分参与接待服事(多1:8;来13:1),但是特别在逼迫、患难、试炼中,这个福分赐给姊妹们更多,因为她们的行动一般比较不受人注意。妇女下监或劳改的百分比很小,所以在苦难中,姊妹们的服事也较方便。

  记得那天,主保守素贞阿姨平安到达了我分场。哦!多么不容易啊!从上海到邵武,再乘长途汽车到将乐县,背着5060斤的救命粮,再爬60里陌生、危险、崎岖、陡峭的山路才到达目的地。更可贵的是基督里肢体的爱!我收到分场部的通知:有亲人来探望,叫我去分场招持所。我就柱着拐杖,心中满了感谢地去了。那天中午,我们下饭的菜是牛皮菜梗儿。剥叶牛皮菜(注:这种蔬菜在生长期内可不断地剥外圈的大菜叶来吃)是高产蔬菜,长到最后老了,不能再剥了,才连根拔下煮来吃。我带去给她尝尝,因味苦,她不要吃。我们却巴不得能多分一些呢!她告诉我,因天热,几只水煮鸡蛋途中臭了,丢掉了。我觉得十分惋惜,便说:“剥开来,蛋黄部份总还有一点可吃啊!”在饥荒时期,食物何等珍贵!那时劳改营流传着一种叹息:“唉!如果山芋能吃一顿饱,死也闭眼了。”“唉!芭蕉根,石猪肝,南瓜,米糊糊几时能吃个饱!”

  素贞阿姨在分场招待所休息了一天,采了些荠菜(注:一种野菜,味香,高山区不多),第三天就动身回上海去了。我柱着拐杖送她一程,到将溪镇上,才含着百感交集的眼泪,返回队部。这次送来的有我妻子、妈妈、姐姐从自己“牙缝”里省下来、拚凑起来的食物,其实她们自己也吃不饱。我妻子说,有时候饿得难忍,就喝点水;但比较起来,没有我们那么惨,也没有我们那么辛苦的劳动。带来的食物给我极大的帮助,又一次从死亡的边缘把我挽救了过来。姊妹啊!愿主在那一天纪念你们的辛劳:由于你们爱心的代价,我今天还能活着事奉主。但愿我不辜负你们的期望,更不辜负天父的恩典。

  各自开荒种南瓜

  1962年春,由于饥饿,死的人越来越多;即使不死,劳动力也严重下降。领导就实行给重劳动力稍加一点粮,以保住少数人,否则重劳动无人干了;其余则削减定粮。为了补不足,鼓励大家自己动手,在队部附近、森林边边角角,自找地方垦荒种南瓜。长出来的南瓜,过磅交公保管,记南瓜账,百分之三十归公,百分之七十允许自己领出来交大夥房蒸食。于是不少人就有了各自的小小“自留地”,自己到火烧山处去扫灰,且每天上自己的自留地大便施肥,因为队部不准动用公用茅厕的粪便。只是大部份人种的南瓜,还未等长大,就迁场去安徽,自己吃不到了。

  我们在闽北森林区时,冬天发生过几次森林大火,有人为的(烟头引起等),也有雷击造成的。有时候,一条火龙连烧几天、甚至几个礼拜。原始森林根本没有现代化灭火设备,往往要等到大暴雨,火才自然熄灭。但每次发现火情,都是叫我们全体出动去扑灭:每人手里拿一根长树枝去拍打。多半人只是摆个样子,也有少数人想争取早日改造好,冒险投入的。逢风向相反时,有灼伤的,也有个别因烧灼成重伤的。火熄灭后,大家就拿麻袋、扫帚去扫灰作肥料(钾肥)。

  一九六二年迁场安徽

  到1962年,我们闽北上海农场的两万改造人员己死了一万一千多。眼看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,死人遗物一包包运回上海,安葬尸体的“五号山沟”墓满为患。少数活着的人走上了极端:有企图自杀的,有躲进深山洞穴的。记得有一个姓陶的人逃跑了,很不容易已逃到顺昌,上了火车,但在中途下火车、在车站饭店吃饭时,又被抓了回来(注:当时的火车票有效期按路程的远近可以有两三天,在此期间可以下车办事,然后再转乘下趟火车)。原因是:劳改农场分配的棉衣与众不同,外面全黑,里子是全白的粗布,式样也有特点,公安人员很容易识别(凡自己已有棉衣的人,政府一律不再发给)。有的人偷吃老百姓种的瓜果,那时劳改农场没有蕃茄,后来竟在田里发现长出了蕃茄,原来有人偷吃老乡的蕃茄后,蕃茄籽不能消化,就随粪便肥料洒到田里,长出来了。

  正在这个当口,听说要迁场。这消息封锁得很严;知道要迁,却不知何故?也不知迁到何方?于是猜测议论纷纷,都盼望迁到上海青东劳改农场,靠大城市沾点光。(直到最后,到了安徽宣城,才知道迁场是因为当时台湾蒋中正要反攻大陆,福建是前线,怕我们趁机倒向国民党。)大夥房忙着磨米粉和黄豆粉,日夜加班炒起来,作为旅途干粮。希奇的是,在几里路外也能闻到香味,自然就联想到造物主的奇妙。饥饿的人嗅觉特别灵敏,野兽嗅觉特灵,可能是因为常常免不了饱一顿、饿一顿的缘故。六月中旬从闽北出发那天,每人只带随身换洗衣服及必需品,身边不得带钱,怕我们趁机逃跑,无论多少钱,都要交干部保管,等到达目的地再发还给我们。其余行李打成包,交给少数留下做结尾工作的人,到他们最后离开时,负责集中运输,押送行李。

  出发前排队,每人发两根黄瓜,路上当饮料。黄瓜有大小,我们由于长年饥饿,心理上都不平衡,总觉得自己分到的比别人的小。途中晚上无处住,有一整夜坐在又脏又小的破屋内,给蚊子喂了一顿饱。第二天到了火车站,所搭乘的车厢既无座位,也无窗户,只有几个小小的通气口,是运猪的货车。更不幸的是车厢震动得难以忍受。我估计是车厢的钢轮不圆,有缺陷。我因有心动过速,坐在地板上不行,站着也不行,颠得太厉害,最后,只好蹲在自己的脚尖上,以缓冲颠簸。所幸别的列车均有优先通行权,所以经常停靠,如此才有一点喘息的机会。终于到了上海站,可是只停靠很短的时间,又呼啸离去,迁到上海青东农场的希望就落空了。每餐发一小包掺有少量黄豆粉的米粉,这样一直开到芜湖车站,押送的解放军先下车,照例在四周先架起机关枪,然后我们下车。每人发一勺稀饭。

  重新白手起“家”(见图五:A字型棚)

  和闽北将乐县相比,芜湖像是另一个世界。在车站有点心零食卖,不但有蚕豆,什锦菜汤等类,还有一毛钱一根的油条,也有包子、烧饼,只是价钱比以前高二、三倍。可悲,我身边连一分零钱也没有,只见那一些身边留下零钱、未上交保管的人开怀大吃,不禁垂涎三尺。我只有一张8分的邮票,换来8分钱,买几十颗蚕豆。这时特别体会到做一个遵守纪律的基督徒也是要出代价的(彼前2:13)。然后再乘敞蓬卡车,从芜湖到离宣城廿里的乡下军天湖。那里是丘陵地带,有许多梯田,但放眼望去,却是田野荒芜、杂草丛生,田梗被泥鳅、黄鳝钻塌得零零落落。到处都是一堆堆的黄土荒冢,使人深感凄凉,因为宣城县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十三万人。草菅人命的县委书记好大喜功,谎报丰产,以至缴完公粮后,所剩无几。所谓的反动阶级首先饿死:地主、富农成份的家庭全部饿死,只剩下一个地主是个郎中,是当地惟一要靠他救命的医生。贫下中农也饿死了许多,不少家庭只剩一、二个人,有的全饿死光了。群众反应无比强烈,最后把县委书记枪毙了事,以平民愤。啊!多少冤魂!无可奈何、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去了,也不知道有几个蒙恩的人?(但愿有福音传给他们,即使无线电波传来的福音也好啊!的确,有一些人通过福音广播蒙恩。求主祝福、洁净福音广播电台,使其能播出纯正、有能力的福音来,也为贫困地区预备收音机。特别是在每晚九时后,海外福音电台的播音相当清晰。)

  这里剩下的少数茅屋也多年失修,破烂不堪。我们就睡在一大块墨绿色的长方形帆布下,中间用竹杆支起来,四面挖一圈淌水沟,地上铺些稻草,上面再铺席子(后来发现席下有蜈蚣、蛇来栖身)。这样,我们又重新开始了白手起家的流放生活。那里有一种白色长脚鸟,不时漫步在田埂上悲凄地啼叫“苦啊!苦啊!”十分像婴儿的哭声,不禁勾起人们心中的凄楚与悲叹,如同两汉时代(公元前一百年)的苏武在北海(今贝加尔湖)边牧羊十九年一般。

  约半个月后,运来了行李,许多包扎得外观较好的行李都不见了。感谢主,我则毫无损失,可能因为包在一块破旧不堪的粗毯子里,不起眼。我是无意识这样做的,主却借此保守了这些损失不得的破烂东西。

  待尘埃落定后,新的一波改造又开始了。农场党委魏书记作动员报告,内容中心为十八年规划:在十八年规划里,除种水稻提高产量之外,还要种桐油树、果树、茶树、油茶树,建轴承厂,筑公路等等。哦!我们已在闽北改造了四年、死了一大半人,若真的又来十八年,再要死多少人!许多人敢怒不敢言。偶尔在厕所里、没有第三者在场时,有人对我哀叹说:“老俞!要改造到死、改造一辈子了!十八年!”而且初到军天湖时,没有粮食,只好从上海调来用“四号粉”(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成份)做的硬如瓦片的饼乾以及从上海青东(劳改)农场调来的红花草干给我们当食物,又是苦不堪言。四围的老百姓看在眼里,不禁惊叹说:“上海一批饿狼来了!”“赚钱的机会到了!”不知不觉地,在离我队五里路的半山腰的一方平地上,形成了一个小集市,大家称之为(<水浒>里的)“快活林”。那里有大麦粑粑、熟咸肉、熟山芋,后来连面条、馄饨也有了。有钱的可以借故或偷偷地去买;星期日有半天洗衣被的时间,也可趁机到那里去。可是我没有钱(交干部保管的钱迟迟没有发下来),心想看看也好,为别人高兴高兴。记得那天我带了一块妇女用的旧花手帕(是邮包中包东西来的),向一个乡下妇女换了一只价值一角钱的大麦粑粑,总算没有虚此一行。这是1962年刚到安徽头几个月的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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