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耶稣的忠诚仆婢

  ——袁相忱夫妇

第六部份“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”(箴19:14)

一、梁惠珍的家世及蒙恩经过

  梁惠珍生于一九一九年,比袁相忱小五岁,广东肇庆人,祖母和母亲都是信佛的。祖父梁耀南毕业于广东水师,参加过甲午战争,英文很好,因他日常工作都是用英文办公,后分配在天津铁路工作。全家人住在一个大独院中,生活很优裕。梁惠珍的父亲梁巨骥是南开大学毕业的,母亲叫林贵好,出身于一个资本家家庭。梁惠珍家里有佣人,有专人做饭,有专人做衣服。她接受西式教育,五岁时就上幼儿园,六岁上小学一年级,读铁路子弟学校。六年后,在伯特利学校读初中,是教会学校,教师很爱主,给梁惠珍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初三那年,她转学到仰山中学读书,也是教会学校。那时很流行读教会学校,因为教会学校有正规的英文教育。在仰山上学时,有一个神召会的老师给梁惠珍留下深刻印象:师娘有病,老师不请医生看,而是一下课就自己回家为太太祷告。他按手大声祷告,凡事祷告,学生都听得到。可梁惠珍当时并没有信耶稣,并没有在生命深处接受神。学校还设有圣经课程,要求学生背诵圣经经文,圣诞要演圣剧。梁惠珍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,所以参加演出过很多福音戏剧。初中毕业后,梁惠珍就上了非常有名的二八女中,是女子师范设立的。

  梁惠珍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是老乡,也是世交,袁相忱的外婆与梁惠珍的奶奶是结拜干姐妹,袁相忱的母亲与外婆经常上梁家去作客。七七芦沟桥事变时,日军轰炸天津,梁惠珍他们全家九口从炸弹中跑出来,母亲用个小提包包些钱财。家里被日本兵洗劫一空,但幸无人员伤亡。梁惠珍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状,她看见飞机一下抛出六个黑长的炸弹,不知道会落在哪里。人们四处乱跑,炸弹在地上爆炸,火光冲天,当时哭喊声四起,就有人瘸了,有人死了。梁惠珍心中充满恐惧,这时才想起耶稣,想只有耶稣能救我,又想起来应该祷告。那时梁惠珍才开始第一次求告神:“主啊,你救我吧!人生是这么可怕。”飞机轰炸过后又下雨,下了雨就冷得要命,他们一家人就穿着湿衣服坐在街头,直打哆嗦。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难民,梁惠珍第一次感觉到,人的生命原来就是这么地轻微、脆弱,人与死亡原来是那么地接近。惊慌之下,梁惠珍知道自己确实需要神,她不住地祷告:“主啊,我需要你,求你救我。”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,他们全家就一直在街上。到处都有死人横尸街头。中午的时候,难民都躲在意大利租界附近。当时天津有日本、英国、法国和意大利租界,进了租界,炸弹就炸不着了。但意大利人不仅不让中国人进去,而且还用水龙头扫射租界外边的人,逼人们离开租界附近。下午,才有人挥着旗子喊:“难民们!都过来,往左拐,这里有难民收容所。”于是大家就都往收容所跑去。有卖烧饼的,乘机发国难财,一块现洋一个烧饼,但一天没有吃东西的人们都抢着买。梁惠珍全家九口人才买到两个烧饼。正在发愁的时候,又听到有人喊:“大家都过来!这里有粥喝。”于是大家又都跑过去喝免费的救济粥。梁惠珍全家就在难民收容所里呆了三天,收容所里没有床,地上只有席子,大家都坐着。三天后,父亲托一个朋友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,十五元钱,全家这才有了暂时安身的地方。但母亲还惦着天津河北新大陆的房子,所以局势稍微好转后,就决定搬回去住;但因为日本人四处找年轻女孩子,所以梁惠珍的父母就不敢让大的女孩子回去,只是带着小的孩子回去,梁惠珍和大妹妹则还在租界里呆着。

  战争彻底改变了梁惠珍的生命。通过这次战争,梁惠珍才真正地认识了主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在那段空闲又惊慌的日子里,梁惠珍就开始认真读圣经,也开始学习做饭。战争平静后,袁相忱去天津,来看梁惠珍全家。他劝梁母信主,但梁母却不肯相信。那时梁惠珍因住在租界,所以没有见到袁相忱。三七年九月,梁惠珍上北京考学校,在袁相忱家住了两夜,袁相忱就给梁惠珍认真地讲解福音。梁惠珍告诉袁相忱,自己愿意相信。但因为时间紧促,彼此也没有深谈。梁惠珍去北京报考第一女中,考上了但又没上,因为通知下来的时候,她已是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了,所以她不想读书,想去读神学了。祖母已把梁惠珍读大学的钱准备好了,但她却没有读,使得家人非常失望。九月,梁惠珍还住在租界里,她就联系到了属于圣洁宗系统的天津圣书学院潘子丰院长,这是袁相忱向她推荐的,与袁相忱所读的圣书学院是同一个宗派。但当时神学院没有提供宿舍,走读又太远,正赶上兵慌马乱的时候,梁母不放心女儿每天在外面走来走去,所以就没有读。梁惠珍就自己看书、灵修、聚会,后来就在法租界耀华里张周新的圣会所聚会,三七年到三八年期间一直在那里聚会。三八年五月又在那里受洗。三八年初,袁相忱也来到天津,在天津圣会所实习。

  梁惠珍的母亲看到女儿信耶稣信得那么热心,成天往外跑,就不放心,但又看到女儿真的改变了,尤其是脾气,改变很大,就为女儿高兴,想耶稣真是好,可以如此快地改变一个人,但她自己却还未信。

  有一天,梁惠珍在父亲的书房里,看到一封信,外面写着父亲的名字,落款写北京锡拉胡同,她知道这地址是袁相忱家的,就打开看了。里面的信半文半白,字写得非常漂亮,是袁相忱的父亲写给梁惠珍父亲为袁相忱求婚的信。当时梁惠珍的父母因为不太满意袁相忱的家庭,所以还没有考虑好,也没有问梁惠珍的意见。梁惠珍看完信后,一阵羞涩,连忙把信放回去,但心里却老惦着这件事。好几天过去了,梁惠珍看父母没有动静,就心里想,怎么父母不和我谈呢?又一想,袁相忱长得又不好看,心里就二二乎乎的。但又一想,袁相忱是传道人,救人灵魂是很好的,自己不就是想找一个信主的吗?

  一个星期六,梁惠珍的父亲休息在家,父母坐在客厅里,把她叫过来。父亲说:“阿珍,有件事我们要和你商量一下。北京来了一封信,是阿邦的父亲来的,想和我们家结亲。我和你妈妈想来想去,觉得不能同意。这样吧,我们给你一个礼拜时间,你自己考虑,由你自己决定。”

  梁惠珍就点头,并开始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神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后,她觉得自己找丈夫,穷富与长相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看他的本性。她知道袁相忱是爱主第一的,为了信仰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她想,我就冲着这点吧。但坚定中也有顾虑,担心袁相忱太穷,以后的生活都成问题。但最终还是爱主的心占了上风,她就向神要凭据,说:“主啊,如果是你配合的,你就让我心里有平安。我不求袁相忱有多少家产,有多漂亮,只求他有一颗爱主的心,将来我们一同服事你。”神就将平安放在梁惠珍心里。一个礼拜天,梁惠珍的父亲问女儿的意见,梁惠珍就说:“我愿意。”但父亲想了想又说:“你年纪这么小,我不得不提醒你:他家太穷,人是好,但将来结婚后生了孩子,恐怕连孩子都养不起,怕你将来会后悔。你应该考虑长远一点,以后就不至于使自己受苦。”梁惠珍说:“我以后生活的第一要紧的事是信靠主。”父母听了这话,对望一下。父亲还是不甘心,说:“我劝你再考虑考虑,不要急。”梁惠珍这次明确表态说:“我已下了决心。”父亲听到女儿这么坚决,就说:“你既然下了决心,我就没办法阻止你,但你将来可别后悔。你生了孩子,孩子多了,你怎么生活?以前给你介绍那么多好的,你都不要;你以后后悔的时候,不要怪我们。”母亲就叫父亲写信给袁父,事情就定下了。

  一九三八年五月,袁相忱和梁惠珍在天津订婚,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结婚。结婚时梁母说:“我家虽然孩子多,但大女儿出嫁不能马虎,我们要给嫁妆。”袁相忱说:“我们信耶稣的不讲究这些”,但梁母还是按规矩给袁做了马褂、大褂等,从帽子到鞋都是新的;又陪嫁梁惠珍四大箱新衣服,还要给袁相忱安家的家俱等,袁相忱说:“我们信耶稣的不要这些东西,况且我们又不在天津安家,我们传道人也没有固定的地方,今天在这里,明天在那里。”梁母就把安家的钱送给袁相忱,作他们日后的生活补贴,共七百大洋。梁惠珍在结婚后,每逢经济困难的时候,就用这笔钱来补贴生活。

  在梁惠珍的信仰历程上,虽然她听到福音是在教会学校,接受福音是在七七事变的患难中,但她信仰的坚立以及日后的扎深根,却和袁相忱的帮助分不开。“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”(创2:18),这是神对婚姻的祝福。结婚后,梁惠珍更成了丈夫工作中最好的助手,也是最好的灵修夥伴。他们一起查经、一起唱诗、一起祷告、一起服事主,吃了很多苦,也尝够了主恩的滋味。凡是与梁惠珍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,她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,心灵手巧。她良好的文化素养,使得她在神的真道上扎下了很好的根基;能吃苦的精神,又使她在日后的患难生活中得以顽强地生活下来。

  与袁相忱结婚时,梁惠珍几乎任何家务都不会做。结婚后第三天,为了节省开支,袁母就把老妈子辞退了。梁惠珍就开始从头学习做家务,总是做在前吃在后,自己能做的,决不求人。六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手带大的,常常是一只手抱孩子,一只手洗衣服。袁相忱的脾气很急,他研经时,桌子上总是摊着一大堆书,看完了也不收拾,梁惠珍就帮他收拾。可是当他再想看时,一时找不到书,就会发脾气,梁惠珍就忍着,袁相忱要什么东西,她马上就去拿。梁惠珍对袁相忱非常尊重,也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。

  当大儿子福音刚会走路的时候,梁惠珍就带着孩子,随袁相忱一起去了河北南部成安县东关传道。她除了带孩子、照顾袁相忱的生活起居外,还要义务教书,生活很苦。一九四二年,珍珠港事件发生时,袁相忱正好不在家。日本占领了教会,不许出入,梁惠珍只好躲藏在地窖里。日本兵发现屋里没有人,就把袁相忱与梁惠珍的衣服全都拿走了。二孩子安湖则出生在成安县北散湖村。那时袁相忱在乡下布道,他们的生活很苦,烧的是自己从地里捡回来的柴,梁惠珍每天拉风箱做饭,满屋子是烟。这种生活与梁惠珍以前所过的简直是天渊之别。安湖是七个月出生的,不足月,又横生,差点没要了梁惠珍的命。全是神的保守。因为梁惠珍晾被单时,踮着脚去绑晾衣服的绳子,结果动了胎气,早产。胎儿的腰先出来,又推进去,折腾了好久才生下来,结果生下来还不会吃奶,要一点点地喂米糕。当时在农村不仅生活条件差,而且还没有人服侍产妇。生下安湖三天后,袁相忱出去带领聚会,梁惠珍就自己下地干活,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营养补充,天天是咸菜窝头小米粥。因为梁惠珍的奶不够吃,还要养羊挤羊奶给安湖喝。梁惠珍每天还要下地,掰高粱叶子,一是用来生火,二是用来喂小羊。还要拾麦碴,捡棉花,天天搓花子油,为的是用油点灯。农村的活什么都做过。一天,她走到很远的地方下地去劳动,就把几个月大的安湖用蚊帐托着,没想到安湖自己滚下来。梁惠珍回来后,看到安湖掉在地上,当时是泥土地,小安湖连哭带尿,泪水和尿水把地上的土和成泥巴,又沾在她身上,最后她哭累了,就在泥中睡着了。梁惠珍看了心里非常难过,她流着泪把孩子在水里洗了四次,才洗干净。偶尔空闲下来,梁惠珍还要教农村的老太太们唱诗、念圣经。只有在过年过节才能吃到馒头,改善生活,但梁惠珍从没有向袁相忱发怨言,袁相忱说:“真没想到,你这么个娇小姐,还能跟着我吃窝头、住草房。”梁惠珍说:“我嫁给你,就不会嫌你这些的。”在农村生活的这一段时期,神对梁惠珍的造就很大。她吃了很多苦,但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一次,袁相忱去到县城,看到有卖面包的,他想梁惠珍是过惯西式生活的,已经好久没吃面包了,就买了一个面包,拿回来给梁惠珍吃。梁惠珍很感激丈夫对她的关心,但又觉得太浪费了,最后夫妻俩推来让去,梁惠珍掰了一点,剩下都让袁相忱吃了。

  一九四二年年底,家里来快信,说袁父病重,袁相忱与梁惠珍就带着女儿安湖回来,服侍父亲。袁相忱住了一段时间又走了,回到农村继续传福音,梁惠珍则留在北京,一直等安葬完公公后才回到河北,替袁相忱尽了孝道。

  老三福声生于河北南部北皋,老三三个月大时,袁相忱因为母亲病重,家中无人照料,所以就带着全家回到北京来。回来后就因八路军包围圈越来越小,并把铁路拆掉,他们就无法再去农村工作。

  梁惠珍就每天侍候婆婆,端屎端尿,熬汤喂药。袁母每天要吃猪腰子,杜仲,用这些来补身体,梁惠珍就一大早起来,到市场上买。在坚持不懈地祷告下,袁母的病居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起来,甚至可以起来,下床走动,后来竟全好了。经过神的医治后,袁母也从一个抵挡神的人,变成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袁母以前长年拜佛,自称有佛力,火红的煤球都能直接用手拿出来,而且手还不受伤。但她信主后,整个人都有很大改变,四处去传福音。

  袁相忱在家中很少过问家庭的日常生活,都是由梁惠珍一手操劳,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传道,不分散精力。但袁相忱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抓得很紧,尤其是在劳动和上主日学方面,他亲自为每个孩子定下工作任务:有的负责接送来聚会的人,有的负责生煤炉,有的负责打扫福音堂,有的负责派发诗歌本。袁相忱工作很忙,再加上本身的性格是不苟言笑的,不能经常带孩子们出去玩,也不善于和孩子谈心,所以孩子们都很怕他,觉得父亲不怒而威。但梁惠珍却好像是家庭中的调和剂,她开朗的性格使家人都能感受到温暖,她的聪明能干也把一大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,除去了袁相忱的后顾之忧。梁惠珍做事细致,考虑认真,并且总是身体力行。这个家在他们两夫妻共同的操持下,充满了温馨。

  梁惠珍知道怎么样处富贵,也知道该如何处贫贱。靠着主加给的力量,所以她能胜过一切(参腓4:12-13)。梁惠珍在农村住了四年,回来后去天津看妈妈。梁母一看到女儿又黑又瘦,马上就心疼得哭了。她让梁惠珍多在天津住一些时候,好好补养补养,可梁惠珍却不能多留在母亲身边,因为她还要回北京,与袁相忱一起继续服事主。

  一九四六年,阜成门福音堂开堂后,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袁相忱做翻译的工价,其次是有一些信徒的奉献。但刚开始时,因为信徒少,所以奉献也很少。但尽管自己的生活还不好,梁惠珍还是经常接待客人,尤其是盲人信徒,只要他们去了,梁惠珍就一定留他们吃饭。她总是说,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有余的。梁惠珍在困苦中认识神,经过试炼后,她更加信靠神。

  梁惠珍对丈夫的评价是,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。优点是:坚持真理,并且坚持到底;脾气耿直,不说闲话;有骨气,没有诡诈;工作专一,对主忠心。缺点是:脾气急,说什么就要立刻做什么。但他们结婚六十多年来,从来没打过架。梁惠珍记得特别清楚的是,当时袁相忱要去天津,梁惠珍就出去买了盒点心,让袁相忱带给自己的母亲。袁相忱说:“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讲究这些,你买了我就不去了!”还拿出点心自己吃起来,结果真的就没去天津。袁相忱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,使他较少体会亲情,但这也是使他能在监狱中坚持到底的原因。他善于个人布道,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,但脾气急,人情世故方面很淡漠。梁惠珍的细心和聪慧,恰好补足了袁相忱的不足。袁相忱结婚多年,连梁惠珍的生日都不知道,但梁惠珍却从未有怨言,因为她知道,袁相忱的个性就是这样的,只专注于传福音,只对福音工作认真,其它一切都不管。他连自己的生日都搞不清楚是在哪一天,只知道是农历六月,可见他是不看重这些自认为是小事的事情。袁相忱也知道,自己的工作得到梁惠珍很大的帮助,袁相忱甚至对信徒们说过,他的工作中有八成是靠梁惠珍才能做成的。梁惠珍听到后则说:“这个评价对我来说是太高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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