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耶稣的忠诚仆婢

  ——袁相忱夫妇

第五部份 “祂试炼我之后,我必如精金”(伯23:10)

五、重回北京监狱(1962年秋──1966年春)

  能够回到北京,对袁相忱来说真是太好了!一是离家近,可以经常看到家人;二是当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,严重缺乏粮食,北京的监狱还比外地好一些。以前监狱不许家属送吃的东西,但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,就允许家属送东西。袁相忱在东北时,已经是吃菜窝头了,后来连菜窝头都吃不到,只有吃糠窝头。回到北京后,北京监狱常吃白薯干,可见困难程度是很严重的。但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,袁相忱却没受什么苦,因为家里每月都送东西来。

  每到探访时间,梁惠珍就拿着点心、糖,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。那时人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怜,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油、半斤肉、半斤点心。点心全家人一点都不吃,八口人四斤点心全留着,到探监的时候,全给袁相忱带去。所以尽管这一时期外面的生活很艰苦,但袁相忱却是犯人中的富人,他的身体得到了较好的保养。

  梁惠珍每次来探监时,都一大早就起来,先到卖糕点的商店里排队买糕点。那时商店里东西很少,虽然有点心票,可也得一大早去排队,如果去晚了,商店里就没有东西卖了。梁惠珍排队买好糕点后,回到家里,孩子们就都围着糕点看,因为他们平时几乎没有吃过什么糕点,所以都想吃。梁惠珍就说:“这是给爸爸买的,谁都不能吃。”孩子们都很听话,不向梁惠珍要,但却围着糕点看个不停。

  有一天,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宋天真来到袁相忱家里,对梁惠珍说:“我是宋博士的女儿。有一次监狱接见的时候见过你,所以我有感动送点洋点心给你。”这种洋点心在当时特别贵,可见宋天真是多么有爱心的人。梁惠珍原来不认识宋天真,只是因为宋天真的姐姐宋天婴当时也在北京监狱,所以探监的时候就彼此见过面。宋天真还告诉梁惠珍,她曾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袁相忱的名字,时间是在三六年宋尚节主领全国第二届查经会的时候。梁惠珍听了很感动,当时参加查经会的约有几千人,宋尚节博士是名家,却还记得袁相忱这么个小小的孩子。后来梁惠珍把这些洋点心都带给袁相忱吃,并告诉他是宋天真送的。袁相忱就说:“宋博士去世时,还很年轻。很多人都不理解,神为什么不留祂的仆人多做一些工?现在知道了,是神恩待祂的仆人,让他免受痛苦。如果宋博士还在的话,他现在肯定也在监狱里。”

  袁相忱六二年回到北京监狱后,先在监狱毛巾厂工作,后来又调到塑料厂,给象棋染色。干这些室内的劳动,袁相忱还是能胜任的,劳动成绩也不错。六四年,袁相忱的大女儿结婚后,大女婿对梁惠珍说:“妈妈,我还没见过爸爸呢!下个月接见的时候,我想去看看他。”一个月后,袁相忱的大女儿袁安湖就带着丈夫,到北京监狱探望袁相忱。袁相忱很高兴,自己的女儿都长大成人,并且结婚了,作父亲的心里深得安慰。

 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,袁相忱的二儿子袁福声己被批准去宁夏参军,是在生产建设兵团。福声离开北京之前,就去右安门第一监狱看父亲。当时不是接见时间,开始领导不同意他见父亲,但福声不肯走,死磨硬蹭地反复说明:“我就要去宁夏了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,您就帮帮我。”最后监狱领导终于答应了。袁相忱走进接见室,看见儿子在那里,很吃惊。福声就告诉他,自己就要去宁夏了,这次是特意来看父亲。袁相忱听了很高兴,握着福声的手说:“你十八岁了,自立也好。出门在外,自己多保重,要多写信回家。我这里一切都好,你不用挂心。去农村也好,我传福音也是在农村。”又问福声:“你现在对信仰有没有信心?”福声说:“有。”袁相忱又问:“还会不会唱诗?”福声说:“会,诗篇二十三篇我现在还记得很熟。”袁相忱听了很得安慰。接见的半个小时中,父子两人就这样拉着手轻声地交谈着。福声去宁夏后不久,就接到家里的来信,说袁相忱又上东北去了。袁相忱和福声见面时,他还不知道自己又要再回到东北去。福声从六五年十月以后,直到七九年年底才与父亲再次相见,那时是袁相忱获释回家。其中相隔整整十四个年头。

  从六二年到六六年这段监狱生活中,袁相忱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位真正可以交心的好朋友,名叫刘浩。刘浩本是一个中学老师,五八年在干部下放农村时,看到农村被现行政策搞得乌烟瘴气,农民敢怒不敢言,知识份子的良知就促使他起来表示反对,结果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,抓入监狱,判处无期徒刑。他和袁相忱关在一个监仓里,並且挨着睡覺。渐渐熟悉后,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两人的认识先从劳动中开始,然后又相互交谈被捕的原因。袁相忱告诉刘浩:“我是个传道人,因为不参加“三自”而被捕,但我信的没有错。”此后,他就利用一些方便的时候,给刘浩传福音。刘浩听了,觉得袁相忱所信的神是真神,但苦于当时的环境,他不敢明确表示接受,但两人却是互相都明白对方的心意。六六年三月,当袁相忱第二次被送到东北去的时候,刘浩也在同去之列。

  北京监狱的整个监舍呈八挂形,每个监舍之间都有一个三角空隙,犯人们就称之为“三角院”。每逢节日,犯人们就被允许在此“自由活动,搞个人卫生”。因为平时在监舍里犯人多,工作的时候也不方便谈话,所以惟有在节日休息时,惟有在这个三角院中,他们两人才有机会谈心。三角院成了刘浩灵命初级培训的好场所。

  刘浩是个学政治、哲学的大学生,他对真理很寻求。袁相忱根据他的特点,就从约翰福音开始讲起,向他讲什么是真正的“道”,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信仰和人生。袁相忱还告诉他,祷告是信徒属灵的呼吸,虽然在监狱中,但是我们并不孤单,可以与神随时交通。

  当时各地“一贯道”的迷信活动很猖獗,政府到处镇压那些巫婆、神汉。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迷信,什么是真的信仰,所以都把人的信仰看作是迷信。一天,管教干部拿来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袁相忱,对他说:“你要好好看看这些书,这些书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。”袁相忱看了一会,又还给管教干部说:“我的信仰不属于这些迷信东西,所以我不看。”袁相忱的这番话使在场的人都很震惊,因为管教干部让人们干什么,大家都会唯唯诺诺,照章奉行。当时也在场的刘浩为袁相忱捏了一把汗,怕他惹麻烦。没想到那个干部听了袁相忱的话,沉思了一会,就说:“你既然不是这些迷信的范围,那你一定是个和尚了。”袁相忱说:“我不是中国的和尚,如果要算和尚的话,也是个洋和尚。”一句话逗得干部哈哈大笑起来,也就不追究袁相忱什么了。从此,“洋和尚”这个名号就一传十、十传百地在北京监狱传开了。以后一提“洋和尚”,大家都知道是指袁相忱。

  袁相忱和刘浩是知心朋友,无话不谈,每月接见家属时,刘浩和袁相忱总是排在一起,所以彼此的亲属都见过面。有一次刘浩感慨地说:“我们在监狱里,家里的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?我有老母亲和一个女儿,你有老母亲和妻子,还有六个孩子。他们的生活将来该怎么办?”袁相忱说:“听从上主的安排吧。神就是爱,我们相爱,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,也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我爱人也信主,我相信神会妥善安排这一切的。”

  一九六五年年底,北京监狱又人满为患,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上极其动荡的时期,文化大革命已揭开序幕,再加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己初步稳定,不至于发生战争,所以政府决定又要把重刑犯送到东北去。刘浩和袁相忱这两个现行反革命罪名的无期徒刑犯人,就一起被押送到东北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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